[图文]毛泽东为何力挺“评法批儒”：特殊的意识形态书写

与此同时，在饱受军事和经济失败的压力之下，护卫文化的任务总会屈从于“国家独立和富强”这样的目标。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相继传入中国，而这些思潮背后都存在各自认定为“真理”的历史发展模式作为基础。而论证其理论的真理性的依据则是：其是否能帮助中国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

正如自由主义者认定现代化就是市场竞争和个人自由得到制度性保障的过程一般，社会主义思潮则认定消灭了国家和阶级压迫的理想社会必然会实现，而此前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前奏。

这样的意识形态化历史观必然会影响到对于儒学发展历史的描述。在现代化的叙述中，儒家作为一种源于农业社会的思想观念，难以适应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儒家失去其生命力和现实影响力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按列文森的形象的比喻，儒家最佳的未来就是作为博物馆的陈列品。而在救亡史的叙述模式下，儒家要为中国近代的失败担负责任。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所代表的“文化革命”，其目标不仅是帝王和家族制度，而且还必须打倒儒家的纲常伦理。

在20世纪，儒家先是失去了其持续了近两千年的独占性价值的地位，后来又不断成为其他意识形态竞争中的一种变量。比如，国民党试图通过中华文化的本位性来与共产主义运动所代表的超国界的价值进行对抗，而在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则吸取了“中国化”的思路，力争通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盲目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从而形成了以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但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观，而国民党则更注重儒家的道德观念。所以毛泽东在1939年2月致信张闻天，讨论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时，尤其指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得孔子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