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解密三次危机与中国改革起源

　　而要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只有一条现成的路，就是苏联走的路：发展国营企业、实施计划经济。30年代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西方的大萧条形成鲜明对照，强化了这种倾向。自由派领袖胡适也说：采用计划经济促进中国工业化成了当时“最风行的口号”。国民党也主张计划经济，蒋介石明确讲：“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当时的“资源委员会”类似于新中国的国家计委，工业化计划搞了十多年。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建国后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搞大工业，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有学者认为，当年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这是经济学的解释，不是历史的解释，历史是有时空局限的。这里不作讨论。只想说明一点，当年对看到终于大规模建设工厂了，大家是很兴奋的。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和科学家回国效力。(周有光老先生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中国解放后，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国外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梁漱溟有“九天九地”的说法，但他也没有反对苏联的156项。当时的理想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这种情况到1956年发生了一个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把苏联的内幕，把斯大林的问题揭露出来，引起共产党世界的大地震，最为激烈的就是波匈事件。引发了苏联阵营的第一次危机，也是斯大林模式的第一次大危机。其实，在苏联国内，危机早就存在；战后斯大林在东欧各国强制推行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更大。只是因为斯大林在世，压住了。只有南斯拉夫，因为被斯大林赶出共产党情报局，没有办法，只有另找出路，走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1953年斯大林一死，矛盾就开始暴露。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是苏联阵营危机的一个预兆。应当说，处理斯大林问题是苏联政治发展的迫切要求，赫鲁晓夫走出这一步，是要有胆量的，只是做得比较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