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道宗耶律洪基是个怎样的皇帝？信佛好杀、崇儒不仁的矛盾君王

然而，如此“信佛向善”的辽道宗却穷其一生，都“耽于游猎”，“淫于臣妇”，滥杀大臣，都是佛教戒律里绝对不允许的大戒。可以视为其性格矛盾、人格复杂的一个客观写照。

基于上述原因，《辽史》如此评价道宗：“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灾恤患，粲然可观。及夫谤讪之令既行，告讦之赏日重。群邪并兴，谗巧竞进。贼及骨肉，皇基寖危。众正沦胥，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矣。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徒勤小惠，蔑计大本。尚足与论治哉？”

之所以专辟一章来论述道宗这个性格复杂多面、内心矛盾多变的无名之君，是因为他既是契丹民族的一个历史缩影，又是中华民族融合之路上的一个典型样本。以契丹民族为主体的辽国，自从其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以其勇烈神武而建立起庞大而高效的中央专制集权政权模式后，历代皇帝，都以“一国两制”的方法对长城内外的契丹和汉族民众进行着有效的治理。而且，以游牧民族为主的辽国虽然在军事上保有着对大宋的优势地位，但在文化上却一直主动接近和临摹于宋朝。尤其是澶渊之盟后，汉辽之间长期的和平相处，使辽国君臣更加广泛深入地吸纳和接受了汉文明的精髓——当然也包括了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模式。然而，正因为他们既要保持对主体民族契丹族人的有效治理，还要用“汉人的办法”来治理汉人，在这样的双重要求之下，军事强大而文化落后的辽国统治者便容易发生心理的扭曲和人性的挣扎，这种扭曲和挣扎就表现在辽国后期圣宗、兴宗乃至道宗的治国时期，他们在面对王朝江河日下时既想力挽狂澜但又手足无措。尤其是道宗，他在努力推崇汉化的同时，又常态化组织游猎，正是其为了保持作为游牧民族的主体性而做出的努力。今人常以道宗“耽于游猎”而批评他的“游畋”行为，其实是误解了作为契丹人的道宗的本意。一个令人慨叹的事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历代少数民族政权，他们无一例外地热情向往着高深莫测、博大精深的中原汉文化，而他们又无一例外地被中原汉文化所同化或是击败。究其原因，正是他们在融合吸纳中原文化时，“无一例外”地吸纳了汉文化中的“糟粕”：高度的中央集权，强化的君主专制，至高无上的皇权地位——这一切，正是道宗先生既信佛好杀，又崇儒不仁的内在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