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北宋中期的政风之变

　　吕中《大事记》云：“谏官伏阁，乃祖宗美意也，而夷筒实沮之。此夷简入相之初，而国论为之一变也。”也正如吕祖谦所论：“至范仲淹空一时所谓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范氏虽迭遭贬斥，而名望益高。从此舆论大起，政治气氛趋于活跃而一改旧观，一时群臣纷纷上言，要求延引忠直敢言之士，在政治上改弦易辙。

　　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宋仁宗亟欲摆脱困境，不得不启用新锐之士，使朝政有了新的气象。庆历三年（1043）三月，吕夷简罢相，守旧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在此前后，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新派人物纷纷被进用。石介作《庆历圣德颂》诗，欢呼一时的盛况。蔡襄等人上疏，历数吕夷简误国的罪行。欧阳修作《朋党论》，公开为“君子党”正名。此时，持循默态度的官僚已难以立住脚跟了。

　　宋仁宗统治中期的政治风尚与宋初以来的情况相比较，变化是非常明显而重大的。北宋前期庙堂安靖，形象庄重。而后矛盾暴露，静极而动。议论蜂起，朝野动荡，侈谈理想，倾言改革，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在这种剧变中，我们不应忽视如下两个因素对于推动政风之变所起的积极作用：一是制科考试的复置，二是谏臣地位的提高。

　　制科是用以“待非常之才”的特殊之选，宋人谓之大科。宋初以来，时置时罢，应者殊少。景德二年(1005)七月，诏复置“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六科。四年闰五月，宋真宗强调说：“比设此科，欲求才识。若但考文义，则积学者方能中选。”因此要求“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长编》卷六五)。天圣七年(1029)二月又诏复置，于是增损旧名，为“有官者”设置了六科，为“未仕者”设了三科。由于贡举考试内容在庆历前基本袭唐之旧，而制科考试受诗赋和经义注疏的束缚较少，注重针对现实问题的策论，故一些土人特别看重此科。《邵氏闻见录》卷九载：“富韩公(弼)初游场屋，穆修伯长谓之曰：‘进土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范仲淹天圣五年《上执政书》中曾说唐代“常设制科，所得大才将相非一”，建议予以施行。天圣八年他上《议制举书》力言：“斯文丕变，在此一举。”建议“命试之际，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引导士人“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以达到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目的。张方平以进士中茂才异等科，后又中贤良方正科，对制科的作用深有体会。他说：“自设六科以来，士之翘俊者，皆争论国政之长短。二公(王曾、吕夷简)既罢，则轻锐之士稍稍得进，渐为奇论以撼朝廷，朝廷往往为之动摇。庙堂之浅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张方平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上的观点立场比较保守，故而不满新风溢于言表。制科之设，导致士人了解国情政事，指陈得失。这在旧派官僚看来，不免形成下重而上轻，自然感到世道时风在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