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皖南事变后中共为何放过主要参与者白崇禧李宗仁

　　一、国共关系由合作转向磨擦

　　日本军国主义在1937年夏天对中国大陆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危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的政策，达成统一合作协议。这一顺应历史潮流之举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从而得到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阻敌，八路军和新四军则迅速开赴敌后游击，以配合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团结御侮，一致对敌。国共两党关系在抗战之初是比较融洽的，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屡有嘉勉，正如陈毅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陈毅：《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期。）

　　武汉、广州沦陷后，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对中共态度随之发生变化。

　　蒋介石当初同意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是形势所逼，大势所趋。早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一方面承认“和平统一”，同意国共合作，一方面仍强调要“根绝赤祸”，责令中共“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33页。）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行，原因很多，其中原因之一，用蒋介石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238页。）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寻机吃掉中共。他曾公然向王明表示过：“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陈绍禹致中共中央电（1938年12月23日）。）抗战一年多以来，中共武装深入敌后，如鱼得水，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迅速壮大，这是蒋介石始未料及，无论如何都不甘心的。于是，就有了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防共限共方针的产生，就有了1939年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从“政治限共”向“军事限共”的演变。在此前后出现了深县惨案、博山惨案、平江惨案、鄂东惨案、竹沟惨案、陇东事件、晋西事变等一连串由国民党军队挑起的流血事件。对此，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