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全世界如何知道南京大屠杀：美国记者带头报道

　　但是日本政府低估了国际委员会开展自己的宣传运动的能力。安全区领导人共同的突出特点是他们在文字技巧方面都受过优良的训练。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能言善辩的作家和演说家。传教士们都在美国和欧洲最好的大学里受过教育，长大后大部时光都是在布道、写文章和基督教巡迴讲演中度过的，委员会中一些教授还有著作问世。此外，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与媒体合作方面很有经验。在南京陷落前，他们就乐于在南京电台发表演讲，或为通俗报刊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最后，传教士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是日本所不曾预料的：他们终生都在思考地狱的真正含义。他们在南京发现一个活地狱，便立即为世界公众描述下来。他们的文章言辞犀利，把他们目睹的恐怖场景再现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

　　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持续了10天——这简直是人间地狱……你不得不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甚至最穷的人的最后一点所有也被抢走——他们的最后一枚硬币、最后一点被褥(而当时是天寒地冻时节)；穷车夫的人力车；当和你一道寻找避难所的放下武器的士兵，连同获得以百计的无辜百姓当着你的面拉出去枪毙或当作练习刺杀的活靶子，而你却只能听着枪杀他们的枪声；当成千妇女跪在你面前歇斯底里地哭喊着，哀求你救她们逃脱那帮蹂躏她们的畜牲的时候，你不得不袖手旁观；当你的国旗被不只一次，而是数十次被扯下污辱，你的家正在被抢劫，然后你眼看著你喜爱的城市和你呕心沥血准备为之奉献终生的机构被付之一炬，你还得袖手旁观，束手无策——这是一座我从未想象出的地狱。(乔治·菲奇，1937年12月24日)

　　日本人暴行的详情不仅生动地记录在安全区内人们的日记里，也写入信件和时事通讯中。这些资料再被滚筒印刷或用打字机反复打印，以便让亲友、政府官员或报章杂志全部都能收到。在寄出有关大屠杀文章时，安全区领导经常请求收件人在发表时不要透露作者姓名，因为担心委员会的个人会遭到报复或被驱逐出南京。马吉牧师在家信中写道，“请非常谨慎小心地处理这些信件，因为如果发表这些信件我就可能会被逐出南京，而这对南京的中国人来说也是一场灾难。”他解释说，日本将“非常高兴地”允许外国人离开，但绝不会允许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