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唐太宗以来维护领土功劳最大者

左宗棠从郭嵩焘的来信中得知郭和咸丰帝上述有关他的对话后，对咸丰帝感激涕零，在给大儿子的信中，他说：“以未著朝籍之人辱荷恩知如此，亦希世之奇遇。骆、曾、胡之保，则已在圣明洞鉴之后矣。”“未著朝籍”点明左宗棠的布衣身份，他的稀世奇遇其实只能靠他人极力举荐，但自视甚高的他羞于言此，更绝不承认，就直接将之归功于“圣明洞鉴”了。这颇受人诟病，但他却自恋地感受到“国恩高厚”，决定竭尽所能，存心报国，“期无负平生之志而已”。咸丰十年（1860）五月，他这个坐啸戎幕八年的书生终于操起杀人之业，从幕后走到台前，组建楚军，亲履行间，与太平军作战。这时，他年轻所学便发挥用武之地。在家书中，他说：“吾频年兵事，颇得方舆旧学之力。”（《左宗棠全集·家书》，第85页》）诚然如此，他胸罗古今地图兵法，善于用兵，所以打起仗来，胜多负少，迭著战功。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就绘声绘色地记述了左宗棠初次率军出征的战绩，说他“八战八克，斩馘逾万”，收复了浮梁、乐平等地，曾国藩奏称他“叠破巨寇，振江皖全局，勋绩甚伟”。左宗棠一战成名，自此与兵事结下不解之缘，其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戎马生涯中度过的，并由军功发皇，渐达高位，乃至先李鸿章二十四年封侯。

其实书生以杀人为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曾国藩就曾称自己带兵为择术不慎。左宗棠也是如此，咸丰十年奉诏即戎，虽然他曾立志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但并不愿久历兵间。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他就表示东南肃清后，当作归计；同治五年，更说“颇厌兵事，故急思脱身……作归田之计”（《左宗棠全集·家书》，第109页》）。然而，报答君恩之念以及儒者担当世运的使命感，令他欲罢不能。朝廷每有督办军务之命，他总是欣然应诺，毫不推脱。同治五年，已顺利剿除太平天国余部的他，非常厌倦经年的战事，刚想脱身，好好休息，却突然接到调督陕甘镇压捻回的命令。他自知西征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但愿意一力承担，为朝廷分忧。在家书中，他说：“吾移督关陇，有代为忧者，有快心者，有料其必了此事者，有怪其迟久无功者，吾概不以介意。天下事总要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圻，岂可避难就易哉！”对左宗棠如此勇于担当，曾国藩曾以钦佩之心对人说：“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7页）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清廷谕令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李鸿章不仅不愿去，还向人抱怨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李鸿章全集》第5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3页）可是，左宗棠则不同。他看到李鸿章甩手不干，枢部束手，就调兵遣将，自请赴滇、粤督师。七十二岁高龄了，还雄心不已，壮怀激烈。这就是左宗棠，一个清王朝的“孤忠可托”之臣。然而，造化弄人，左宗棠对外积极主战，在中法战争前线，临死前，他还连呼“娃子们出队，出队，我还要打”，却始终未得一战；而李鸿章最怕对外作战，偏偏让他碰上中日甲午战争，结果声名扫地，为世人所唾骂。有人据此评论左福命较优，其实不尽然。杨昌濬曾恭维左宗棠说：“洋人怕中堂。”左答曰：“此言那可靠。我初以四品京堂打浙江长毛，非他们怕我。打陕甘回子，打新疆回子，都非他们怕我。还是要打，怕是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