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李贺竟是好色之徒

除此之外，他还倾心过活泼可爱的商女。看李贺的《湖中曲》：“蜀纸封巾报云鬓，晚漏壶中水淋尽。”在荆襄之时，为他倾心的少女写情诗表达爱慕，更有《石城晓》一诗，为我们展现出他与少女初次幽会的情景。写那些东都名妓的诗歌，大多都是浓妆艳抹和缠绵凄婉的风格，而写商女的诗风格又不同，看上去天真烂漫，清新婀娜。

看遍唐诗宋词，这类儿女情长的诗词不胜枚举，看似古代的文人骚客没有一个不“好色”的，就连李贺也不例外，那么，李贺真的是常人眼中的那种“好色”之徒吗？我认为不是，我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诗人的道德才情这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唐自“安史之乱”之后，强藩相继并起，朋党之争交恶，社会动乱，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裂变，那时大多人奉行的是享乐主义，“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和情绪甚嚣尘上，风靡于世，朝野更甚，以至于权贵之家竞相腐败，所谓纳妾蓄妓，朝歌暮宴已是常态，为了攀高谒贵，希望仕途平顺的文人墨客也难免会身陷其中。少年李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被韩愈看重而被誉为“神童”，他的才华让他名满天下，他最渴望步入仕途大展宏图，因为他本身就是“宗室贵胄”，重整家声理应成为他为之奋斗的目标，权贵邀请他去参加上流社会的盛宴，对于李贺来说，这么好的机会他岂能错过。客居他乡，又置身于花柳丛中，偶遇佳人，自然有男欢女爱之事。

好色之徒却不同，他们是见一个“爱”一个，碗中一个，盘中一个，见花就摘，没完没了。显然李贺并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为了让妻子过上好日子，为了能够出人头地才混迹于那种场合的，当希望成为失望时，他第一件事就是急于返乡，归心似箭。